〔摘要〕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曾被认为是后发国家的示范模板，甚至一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是，决不能将“中国方案”归结为东亚现代化模式或其变种。这是因为东亚现代化模式主要是一种从属于“外源现代化”的“依附追赶型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进阶为一种“内生现代化”的“创新引领型模式”，实现了对东亚现代化超越。进入新时代，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要加快总结发展经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二要彻底破除话语霸权，加快建构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三要积极推动交流互鉴，开创亚洲整体现代化的新局面；四要推动世界共同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助于强化自我认知、牢固确立“四个自信”，持续推进中国发展，而且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东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理论界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复制了20世纪50至90年代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本质上对拓展现代化路径并无独特贡献。这一论调试图否定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巨大引领作用，本质上是对发展的主导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垄断和争夺。如果我们不加以辨别，不给予纠正，就极容易陷入国外势力精心构建的理论陷阱之中，陷入国际舆论上的被动境地。因此，在比较视野中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参照与超越，对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亚现代化的内涵、演进与得失

二战后，随着大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先后独立，后发国家（地区）开始积极谋求发展，先后涌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其中，地处东亚（东南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极少数由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的案例。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围绕这些经济体的发展特点和成功经验掀起了一股持续多年的研究热潮，最后汇流为“东亚模式”。可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直到21世纪初仍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示范，被广泛地研究、传播和效仿。概括而言，东亚现代化确实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内涵与特征。一是在经济制度上，东亚现代化普遍建立了国家行政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管控银行和外汇，鼓励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这与华盛顿模式强调自由竞争、私有化和高消费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在政治模式上，东亚现代化强调强势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全方位介入和主导，发展政策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特别是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多为一党长期执政，给予了政府以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后期虽引入了西方式民主政治，但仍强调政党领导下社会各阶层的有序合作。与此不同，西方国家典型的政治模式是“守夜人”式的弱势政府，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党派之间、精英群体内部存在高度竞争关系。三是在发展战略上，东亚现代化坚持出口导向，利用西方资金、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有利时机，主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先后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就技术类型而言，东亚现代化属于较典型的“后发学习型”。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则属于“原发创造型”，三次工业革命均肇始于西方，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转型。四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上，东亚现代化成功实现了主要经济体的“雁行排列”，即在区域内进行垂直型分工和联动发展，形成了“产业+技术扩散”的良性机制和以抢占国际市场为支点的外向型循环机制。这种区域合作的发展模式在欧盟（欧共体）诞生之前，较少出现在西方国家内部。五是在文化模式上，东亚现代化的内驱力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强调社会团结和政治秩序，重视家庭美德和集体主义，鼓励工作勤奋、敬业乐群的职业伦理，提倡合作和牺牲精神；而西方国家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重视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提倡实现自我价值。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发展途径。

不过，在经历了20多年的热潮后，东亚现代化在21世纪初的影响力却迅速地衰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东亚现代化在经历了“时空压缩”的高速发展后，自身遭遇了瓶颈，暴露出诸多缺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凭借其理论霸权和话语优势，对东亚现代化进行全面“规训”，取得了相当的效果。首先，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地区）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集中爆发。比如，因过分强调追赶式发展而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足以操纵政治和国计民生的强大财阀集团；出口导向的单循环机制高度依赖国外资本和市场，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较差；模仿型技术红利快速透支，创新能力逐步退化；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了“市场失灵”，滋生了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高压型社会”和“汗水经济”滋生了大量社会病态；“雁阵格局”导致危机连续传导，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等。其次，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放缓为背景，西方国家趁机对东亚模式进行了全面清算。部分西方学者直接否定“东亚模式”的独特意义，宣称“东亚原本就没有什么‘奇迹’可言”。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论”视角作出的判断将东亚发展经验中那些与西方价值的差异之处全部归结为缺陷，实际上否定了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即使在承认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学者内部，研究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现代化模式研究1.0版本的最大特征是打破了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迷信，强调由“优秀官僚”领导的“国家自主性”，那么，东亚现代化模式研究2.0版本则呈现出明显的向“社会中心论”回归的迹象。例如，皮特·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镶嵌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琳达·韦斯（Linda Weiss）提出的“被治理的互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这些新的理论均批评1.0版本犯了“国家中心论”的错误，忽视了社会中介组织与政策网络的作用，转而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式中介组织和制度安排的有效运作才是导致东亚经济奇迹的主因。可以看到，这些理论推进固然扩大了东亚现代化模式的解释力，但实际上，到这一阶段，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已经基本被纳入西方理论范畴中，其独立性和简约性已大为削弱，无法再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标杆对西方发展模式形成挑战。

总而言之，纵观东亚现代化从兴起到衰退的历史过程，它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对打破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身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从历史上看，东亚现代化并未彻底摆脱西方现代化的规训而开辟出一条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新道路。究其根本原因是东亚现代化本质上仍属于“外源现代化”逻辑下的依附式发展，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困境。从条件上看，东亚崛起的历史机遇是由西方所提供或默许的，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市场都高度依赖西方，在实际运作中受到西方跨国资本的严重制约。从制度上看，东亚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仍然模仿西方国家，带有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从理论上看，东亚现代化难以彻底摆脱西方理论，无法实现对发展“主体性”的完全解释。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东亚现代化的超越

令人不解的是，在东亚现代化已经被西方理论“规训”的情况下，一些国外学界却一再主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乃是作为东亚现代化“学徒”的结果，本质上只是一种“外源现代化”的复刻品。其实，这一观点隐藏着一个逻辑陷阱，即如果中国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战略无法超越东亚现代化的经验，那么就更无法挑战西方现代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公理”，无法为世界上那些想要发展又不愿意走西方道路的国家提供全新方案和“公共产品”。实际上，利用话语霸权和信息逆差制造形象的“失真”和理论的“陷阱”，是西方维系其统治霸权的惯用伎俩。将中国的发展经验等同于东亚现代化的变种，其目的不过是试图抵消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冲击，削弱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国家的吸引力和引领价值。在此背景下，澄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东亚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和本质区别，并阐明对其超越之处，对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开启的。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向西方学习，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属于典型的“刺激—反应”型的“外源现代化”。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初步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为了能够明确自身方位、把握发展方向，中国需要选取一个恰当的参照系。此时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正处在发展高峰期，考虑到这些国家（地区）与中国大陆在空间上比邻、文化上共通、目标上近似，因而自然成为中国发展最为直接的参照对象。不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参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移植和复制，而是一个将选择性借鉴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融为一体的过程，并且随着中国阶段性发展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作出新的战略判断和理性调适。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东亚现代化确实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不能因此就将中国的现代化方案简单归结为东亚现代化的复制或变种。实际上，比较两者的发展逻辑和路径选择，我们会发现，东亚现代化无法正确有效地套用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更准确地说，中国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扬弃了后发国家（包括近代中国）普遍面临的“外源现代化”的历史困境，超越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真正生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为“内生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第一，就领导力量而言，东亚现代化主张由少数政治精英、世袭家族甚至职业军人掌握国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独立自主、坚强有力、具有先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现代化运动，这是天生具有“依附性”的东亚模式所不具备的有利政治条件。从阶级属性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因而保证了现代化进程不会出现东亚现代化中反复出现的那种被少数集团所操纵的情况，保证了现代化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前进。从政治品格上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利益至上，锤炼出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将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有机统一，才能紧紧抓住时代大潮中蕴含的历史机遇，有效应对全球风云变幻带来的风险挑战，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从执政效能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实践，以全局观念谋划推进改革布局，以系统思维直面矛盾挑战。从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现阶段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蹄疾步稳、有力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问题，实现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就动力机制而言，东亚现代化主张“资本至上型”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驾驭资本型”现代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曾指出，一些后发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对东亚现代化而言，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从本质上说，东亚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一样均属于资本逻辑主导和驱动下的发展类型。资本的增殖本性是其增长的原动力，同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生态失衡、人的异化等“现代性困境”。另外，东亚现代化由于“时空压缩”的特性还出现了黑金政治、“M型社会”、高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等特殊性矛盾。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则在全球化时代历史性地走出了一条“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新道路。所谓“驾驭资本”指的是一方面充分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国际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框架，以生产关系为中介，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有效管控市场的无序扩张和资本的野蛮生长，阻断资本对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布展，保证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属性。具体来说，在发展目的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剥削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逻辑；在发展动能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单一的资本驱动模式，构建了劳动—国家—资本三元主体协调的动力机制；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的错误论断，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三，就政治模式而言，东亚现代化主张引入西方式民主制度，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由于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秩序，东亚各国（地区）难以摆脱政治体系被垄断资本控制的局面，也存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比如，党派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选举政治沦为“金钱游戏”，政党博弈堕落为“政党恶斗”，权力制衡演化为“否决政治”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从民主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创造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形式，它既充分保障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又集中体现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优势，保证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最广泛权利。人民民主消除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赢家通吃”的竞争性政治，创造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突破了东亚各国（地区）权力构架中难以消除的受利益集团操纵的顽疾，充分释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包容性优势，最大限度兼顾各方面利益，最大限度融汇各方面建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团结。

第四，就战略导向而言，东亚现代化主张出口导向的战略选择，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东亚各国（地区）固然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时机，推动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对国际资本高度依赖的局面，为后续的增长乏力和被国际资本收割埋下了隐患。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避免了后发国家现代化中存在的出口导向（东亚模式）或进口替代（拉美模式）的二难抉择困局。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善于制定和实施科学、系统、高效的发展战略。西方国家囿于选举政治需要所提出的政策常常“跳票”，东亚国家（地区）普遍只着眼于中短期规划；中国式现代化则有长远清晰的战略规划和精准科学的实施路径。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党和政府科学研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阶梯式递进，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新征程。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在实践中探索出“试点—总结—提升—推广”等特有路径，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能动性相统一，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力量”的双轮驱动。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拒绝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依附于西方产业链、价值链的战略，着手解决生产力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清除国内循环障碍 ， 畅通国际循环，将自主创新与向外学习结合起来，以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全产业链体系，压缩了国际资本兴风作浪攫取超额利润的空间，形成了强大的综合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吸取了东亚模式单循环机制的经验教训，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基础和市场优势，构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我国经济发展韧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和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第五，就内外关系而言，东亚现代化既未挣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也无力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本质上说，所谓东亚奇迹是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无法真正消除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中国式现代化则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一个占世界总人口近1/5的东方大国迈向全面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走的既不是西方式的“向外占有”的“剥夺性积累”，也不是东亚式的依附性增长之路，而是“向内挖掘潜能”与“向外合作共赢”相统一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陈旧逻辑，体现时代进步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国家提供的发展经验，具有普惠共赢的品质，符合发展规律和各方利益，为世界各国谋求和平、化解争端、应对挑战、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全人类的命运是相互关联 、 互相影响的开放共同体 ， 各国命运与共 ， 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 “ 天下为公 ” 和马克思主义政党 “ 胸怀天下 ” 的政治理念 ; 既追求本国的发展进步 ， 还兼顾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世界主义道义关怀，破除了旧国际体系所蕴含的资本逻辑、帝国逻辑和殖民逻辑，推动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变革，内生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总而言之，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以上述五大特征实现了对东亚现代化的超越，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新方案。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东亚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典型的“由外向内聚合”的“后发追赶型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呈现为一种“由内向外辐射”的“创新引领型现代化”。面对世界现代化的外来移植和中国现代化的内源矛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借鉴发展模式”向“创建中国方案”的深刻转型，从“外源现代性”到“内生现代性”的历史进阶，从“现代文明在中国”到“中国式文明新形态”的伟大飞跃。

三、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引领性的新图景

毫无疑问，今天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阶段，而且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促使了“西强东弱、西主东从”的现代化格局开始转变，可以预见，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途上，中国必将面对更多来自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夹层化”竞争；另一方面，世界尤其是后发国家也迫切需要中国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危险与机遇并存。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突破各种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剪裁和套用，更重要的是开拓创新，增强中国方案对后发国家的吸引力，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出去，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引领性的新图景。

第一，要加快总结发展经验，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东亚现代化的兴衰给我们的最大参考就是要始终清晰地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在与外部互动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发展中的“自我”“自主”“自信”的认识。面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激烈竞争，中国自信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10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并概括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在13个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全方位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增强了我们面对时代大潮、全球风云的底气。在未来，我们要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召唤下，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今后，我们要以伟大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不断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公共产品和全新选择。

第二，要彻底破除话语霸权，加快建构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东亚现代化被西方话语“规训”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突破“西主东从”的历史窠臼，旗帜鲜明地反对“单一模式论”“全盘移植论”“西方优越论”“普世价值论”。正如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从根本上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只有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理论，才能完整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任何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都会导致话语权的丧失，最终造成颠覆性错误。因此，必须着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要加快构建一套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涵盖“现代化目标与价值、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全球现代化”等核心命题，清晰地回答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主要经验、发展目标、实施步骤、重点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要立足中国大地，也要胸怀世界全局；既要回答中国之问，也要回答世界之问。

第三，要积极开展交流互鉴，推动亚洲整体现代化。改革开放的40多年，我们在“中国—亚洲—世界”的参考框架中定位自身的发展阶段，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面对东亚现代化，我们既不是简单的模仿，也不是彻底的抛弃，而是在交流互鉴中探索破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普遍困境的方式方法，力求实现区域的良性竞争与交流合作，从而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内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要扩大其影响力，就要在亚洲范围内交流互鉴，直面国际地缘较量和模式竞争，推进亚洲走向团结合作、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面对时代大潮，中国要与亚洲其他国家一道担负起促进发展的责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更广大的群体，为亚洲整体现代化提供动力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也要解决亚洲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既要尊重亚洲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又要让更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通过亚洲各个国家的交流互鉴，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亚洲后发国家谋求发展提供新的可取方案，以利于实现亚洲各国发展和人民幸福。

第四，要推动世界共同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近代以来，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资本，无论是西方现代化还是东亚现代化，本质上都是资本现代化。资本创造了文明，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现代性危机。比如，经济领域的阶级分化与国际剥削，政治领域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安全领域的零和博弈与分裂对抗，生态领域的环境危机与自然降格，文化领域的生活殖民与全面物化，等等，给世界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可控的因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突破资本现代化的窠臼，创造出扬弃资本逻辑的新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取代物化逻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代“宰制自然”的权力观念，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取代“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以文明互鉴取代“异质冲突”的文明观念。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传统意义上的霸主之争和冷战时期的“东西”之争，彻底超越国际旧秩序，为世界能够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实践，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多种可行路径，从而实现世界文明多样化。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要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既标志着对资本现代化模式普世性的超越，也昭示了一种文明样态的出现，为后发国家既实现经济发展又保持政治稳定提供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借鉴其他现代文明基础上，避免了照搬西方现代化的逻辑陷阱，吸取了东亚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既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立足党情世情国情“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所走出的由“外源现代化”到“内生现代化”的新道路，扬弃了后发国家发展中的普遍矛盾，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拓宽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总结好“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经验智慧，谋划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发展蓝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以大担当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提供全新思路。

（作者：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王名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