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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志鹏: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逻辑

2024/3/27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追求的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延续,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而且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人口多底子薄之国情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共同提高,尊重自然生态发展规律以实现更高层次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秉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符合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规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一词被广泛地使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如何定义“现代化”迄今仍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从世界发展史来看,经典现代化理论则最先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罗斯托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核心构建了具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和“新殖民主义”特征的现代化理论,成为经典经济现代化理论创立的重要标志。经典经济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落后”源于其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国家或地区要推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进程,唯一的出路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曾长期领先世界。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因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现了“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等景象。此时,固步自封的清王朝在经过“康乾盛世”后趋于衰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晴“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发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清朝统治、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自救运动,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清末的“百日维新”,行“新政”、废八股、兴新学,力图在制度方面有一些顺应世界变化的革新,也夭折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的无情打压。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后,孙中山于1917年至1919年间倾毕生学力著《建国方略》,系统地抒发自己的建国宏愿,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不允许孙中山的构想落地成真。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历经百余年奋斗,创造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是若干“个人”的集合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人们对财富的占有不均和不公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在不同时代,“富人”总是占同时代人口中的少数是亘古不变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便成为广大穷人的奢望。中国古代农家的“并耕而食”、儒家的天下“大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等理想,以及西方社会哲人勾勒的“理想国”等,无不体现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社会的向往。而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的《乌托邦》,则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之闸门。从《乌托邦》这一社会主义开山之作起,社会主义在人类史上已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500余年历程。
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而起草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为诞生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通过对欧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实践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汲取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精华并克服其唯心性“空想”弊端,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未来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实现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认为取得国家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世界近代史业已证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反过来讲,促进现代化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之最重要途径。
从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发展史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超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回答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通过近现代科技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样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被烙上社会制度的印记。现代化起源于1763年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取代了旧有封建及宗教等级观念。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在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开始了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作为超越旧制度的崭新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铲除了产生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的积累这种劳动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融现代化为一体的,而其所包容的现代化,必然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色彩。

二、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实践始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但百余年来,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事业追求者在曲折探索过程中的时代之问。
苏联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对“工业化”的追求。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二战以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过度集权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诸多弊端渐趋凸显,苏联及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影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换汤不换药”式改革均告失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苏东国家新一波改革在后期犯了方向错误,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果几乎丧失殆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旧生产关系的灭亡和新生产关系的确立“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过程相当曲折,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曾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建设本国社会主义。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确定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必须谨慎、逐步、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指出,只有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国才能摆脱落后、贫困状态,他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确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系列读后谈话,将国防现代化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并列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要求。1964年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要把能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按两步来考虑”,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
中共八大之后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的交织现象:党领导人民曲折奋进取得一定的成就,为新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使我国错失了参与世界新技术革命良机,给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重创。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1978年夏季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汇成了一股有强大冲击力的思想解放洪流,为新时期新道路的探索创造了思想条件。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根据国情来“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努力探索,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成功迈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我国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现代化由四个领域拓展为五个维度。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诉求的内涵延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贯穿百年党史主题主线,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重大崭新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在新时代的延续。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领导人民砥砺奋斗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足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的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是长期以来的基本国情。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任重而道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开局年,据新中国的首次人口普查,这一年我国总人口为5.8796亿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4.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78.0亿元,第二产业为192.5亿元,第三产业为253.5亿元,人均GDP为142元。我国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辟了工业化之路,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国发展才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10年,我国GDP达412119亿元,当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41亿,人均GDP为30808元。2012年,我国GDP为538580亿元,人均GDP为39874元。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尽管从2010年起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人口多,进入现代化时间也较短,地区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衡量人民生活水平重要指标之一的人均GDP世界排名比较靠后,如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排名为第68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人口规模巨大”、人均GDP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这一现实。
第二,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目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劳动人民无以为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便树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运动”定性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并将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体现到全部奋斗之中。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断,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否定和取代旧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较前发生了重大转化,党的十九大对此做出了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党的一切奋斗都是围绕而且必须继续坚持围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展开,以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则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共同提高。人类物质生活和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分别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决定。新中国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基础上开启了追求现代化的进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等关乎生存的问题。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实事求是做出的必然选择。但“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包括物质富足,也包括精神富有。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与毛泽东、何叔衡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的新民学会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彭璜,在谈到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时就使用过“物质文明”一词,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在物质文明程度不高的基础上起步的。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只注重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经济层面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保持传统文化个性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的均衡互动,促进人自身观念的现代化。
第四,尊重自然生态发展规律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溯人类悠久的历史可知,报复人类无止境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行为的例证比比皆是。如在西方,曾经的传统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资产阶级对大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给地球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要在14亿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把大自然的可持续供给能力作为重要考量。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提出的“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体现了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观,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扩展。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了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现代化,就必须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要素来高度重视,更加尊重自然生态发展规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五,秉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世界近现代史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残酷的对内剥夺、血腥的对外扩张和殖民实现了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国内利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外进行残酷征服、杀戮、奴役和殖民掠夺以积累资本。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为瓜分资源和市场,资本家垄断同盟不惜两次发动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世界大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战以来,在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价值体系中,霸权主义一直居于核心,他们频频利用其军事力量直接干预别国内政,据美国塔夫斯大学统计,作为全球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仅1990年以来,美国就对外实施了100多次军事干预。西方发达国家还巧妙地利用技术垄断、货币霸权、资本输出及债务陷阱等手段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然通过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筑贸易壁垒、科技“小院高墙”,阻挠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壮大,企图继续基于他们自定的利己“规则”,主导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保持和发展便于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全球经济、政治、军事、金融等优势地位。
中国文化中没有侵略基因,只有的是“守望相助”“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理念。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老路。中国人民视整个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对外政策的基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之判断,这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殷切期盼;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分别在2005年、2011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被写入党章和国家宪法。在新时代,中国继续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通过自力更生和文明互鉴谋求自身发展,同时也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提供更多机遇。目前,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通过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等措施,我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结束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加速发展及社会的适应性变化。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别国现代化是基本相同的,但中国开启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人口规模等时空条件有异于别国,因此形成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14亿多人口和超大规模市场,进行着世界史上规模及速度空前的城镇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艰巨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唯有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发展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历史观、世界观、文明观、价值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概念蕴含,创新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现代化模式不该只是“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项,因此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巴志鹏,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章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