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文化符号学是关注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建构与实践面向的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多维阐释中的一维。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具有潜在的符号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是文化符号学生成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具有跨学科融合特征。文化符号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化的符号价值本质与符号传播方法论两个方面。从文化符号传播的理论层面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符号传播主要包括作为精神、旗帜、标识的文化等几个方面；从文化符号传播的实践层面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符号传播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符号传播的策略、手段与方法等，并集中表现在文以载道、以文传声和文以化人等几个相互关联、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方面。

无论是作为符号的文化，还是作为文化的符号，这两种表述都意味着文化与符号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契合关系。符号体现着文化的特点与特征，符号更是文化的一种具象化及其呈现。如果说文化是形而上的人的精神寄托和思想结晶，那么符号就是文化形而下的实体形象。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核心要素。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建构过程中，文化的建设性功能和积极作用自然不可小觑。在文化的反映和表现中，无论是文化内容还是文化形式都可以通过符号这一载体进行呈现和表达，符号在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中应当发挥媒介与中介的作用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符号概念的理论前提。”因此，文化符号学及其视野下的文化符号传播是关注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建构与实践面向的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理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多维阐释中的一维。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然没有一个较为抽象化的符号概念和比较系统化的符号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具有符号化意识和潜在的符号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解释和改造符号世界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潜在的符号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都没有在自己的理论中直接提出符号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但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其一系列观点中却带有潜在的符号学意识和符号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二重性，即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在使用和消费中得以实现；一旦劳动产品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它就又具有交换价值，从而使得物或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仅仅起到中介的作用。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这就意味着商品和货币都是符号，是人类劳动所寄托的对象物。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是生产者根据自己接收的信息，对符号的符形、能指对象化的过程。商品的交换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交换过程中就包括符号、符号的对象、符号的解释项这3个基本要素。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商品是符号，表现为交换价值。符号的对象是被称为商品的对象，它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意义”，它所传播的观念就是解释项。换句话说，符号对象就是商品的价值，符号的解释项则是商品的出卖者与购买者的心理动因。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马克思把商品和货币视为一种符号，间接体现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号概念和符号学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是文化符号学生成的前提
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理论来源于实践，人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理论生成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是符号概念和符号学生长的理论背景与环境，符号概念和符号学就是从社会实践那里获得其最基本的旨意，文化符号学正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依托和支撑，在文化与符号的互动实践中得以生成与型构。
马克思还从人的实践的角度对符号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和强调：“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影响。”插入两者之间的这个中介物就是符号。符号之所以能够承担一般中介物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符号退出了直接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本身，却获得了规范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具有标识性功能的能力和标准。从符号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建设性作用来看，“符号的生成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活动领域，人们在这里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必须是在一定的必要约定性基础上才能进行突破；在创造之前，先要界定这一创造的目的；在创造中，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理想，先要在符号的可能性领域进行终极目标的塑造和预演。如此一来我们才说，当工具成为一个纯粹的能指时它就是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在人类文化及其创造过程中，由于能给人类带来本质力量的实现并在实现中得到共同体的约定而俗成，这时它才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符号。”由此可见，从符号到文化符号，其间需要一个创造和建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作为我们对人类社会活动及问题进行认知和判断的思想基础，贯穿着符号理论和文化符号理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应是其文化观和符号概念的理论前提，其文化观和符号概念将从其实践唯物主义理论那里获得最基本的含义，符号概念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结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实践观点也应是阐述文化、符号概念的哲学原则。”按照这一逻辑推理，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结构中就包含着文化符号概念及文化符号学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特征
作为一门跨学科、超门类的综合性学科，文化符号学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吸附力，它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多学科的知识，最终成为一种强调在符号视野下对社会文化实践进行阐述的理论。第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重要论述中虽然没有提及“文化”，但是却深刻地讨论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的产生是人化自然的过程和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人化”的世界就是人的文化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对象化活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与繁荣。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在“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还有一个把它们关联起来并借以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进而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中介系统——工具系统和操作工具的方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符号因进一步摆脱了文化生产的现场，进入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使人类也随之进入可能性价值疆域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中介物存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中也有许多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商品和货币的一些重要论述与符号概念及理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中的潜在的符号学意识，上文已经阐发，此不赘述。第三，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时，已表现出很多天才的设想，使用了某些重要的概念和表述。比如他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就认为它们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中介物，符号的中介功能不仅是“过程”性的，而且还是“范本”性的，符号作为“范本”与一般的工具分野，具备了规范性，典范的属性是符号的基本特性功能，当其成为具有规范功能的“范本”时，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这一“范本”属性表明，人能够作为主体创造出各种文化符号系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改造各种符号概念并进而构建一个符号理论体系”。第四，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能动性和积极意义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马克思认为，语言符号这种第二信号系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功能：“它从根本上把人所特有的反映方式，同那些甚至是最高级的动物的反映方式区分开来。第二信号系统不是由外部世界的具体物体和现象构成的，而是由听得见和看得见的词，即人类的言语形成的。……但是词的特点在于：它们是构成第一信号系统的那些物体或现象的标志、信号。”马克思所说的“标志”“信号”实际上就是指符号、语言符号和文化符号。“马克思看到了语言符号系统对人类独特的意义，在肯定人类社会的诞生与语言符号同步的情况下，更注重符号作为媒介的抽象性特征和工具性作用，因而人类在运用符号的时候并不是被动地反映，而是积极主动地探索，勇无止境地追寻。”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文化符号的建构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包含着对文化符号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和影响，是文化符号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前提和指南。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文化符号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数和指标，文化符号传播更是在操作层面上将文化符号传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传播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就含有文化符号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蕴和价值，它的理论价值内蕴和实践方法论值得学界认真阐释与深入研究。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符号传播理论价值内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立足文化符号学的视角，文化符号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化的符号价值本质与符号传播方法论两个方面。从文化符号传播的理论层面来看，它主要包括作为精神、旗帜、标识的文化等几个方面。
（一）作为精神的文化：文化符号传播的思想内核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力量与人的理念和精神相关。精神属于形而上的层面和范畴，精神虽然是主观意识的反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客观形态的文化符号的有形寄寓或寄托实现对其所蕴含的理念的传播。精神就是思想和灵魂，文化中有精神的折射与侨寓，文化符号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反映人的精神，文化、精神与文化符号之间有较为缜密的逻辑关联。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从来就不缺少“精神”，精神是中国人干事创业的“支柱”和“主心骨”，尤为中国人所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是特别强调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价值与作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文艺是文化的一种形态、一种表现符号，文艺传播其实就是文化传播，文艺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化传播的符号。文艺在塑造精神中所具有的作用自然也是文化的使命担当，党中央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上对文化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凝聚的精神作出这样的阐述：“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无论是“精神之旗”“精神支柱”“精神家园”，还是“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习近平总书记都是把“精神”作为关键词和核心要素进行强调和阐述，这一方面说明党中央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置于“精神”的高度加以强调和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体现。无论是文化中的精神还是作为精神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价值载体，具有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立足之本、强大之源，更是开展斗争的依靠力量。文化的类型中包括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体现的行为文化、承载的文化符号值得传播，抗疫精神中的抗疫文化及抗疫文化符号也同样具有传播的功能和价值。文化符号具有象征和隐喻功能，其能够对潜在的相关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延展、发散与深化。文化符号传播的立足点应当是这些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精神之旗”“精神支柱”“精神家园”“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由此可见，“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潜在或显在的优质文化，是文化符号传播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内容。
（二）作为旗帜的文化：文化符号传播的导向引领
旗帜代表着前进的方向，旗帜是指路牌，没有旗帜我们就会失去方位感和方向感，就会在发展中陷入困境、误入歧途。就文化本身而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引领和引导社会风尚与社会风气的作用，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旗帜”，文化符号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其本身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注重旗帜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举旗定向”作用。列宁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时曾经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不同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举旗帜”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中居于首要位置。当代中国，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可见，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思想旗帜，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一直书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成为中国文化发展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传播符号。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版图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将永远处于指导地位。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创新发展伟大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既是旗帜，也是文化，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引擎”，是中国最具有权威性、领导力的文化先驱和最强劲的文化动力，引领着中国文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从一个繁荣走向另一个繁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文化的传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鲜明和导向正确的文化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就是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旗帜”。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发挥文化传播的建设性功能和先导性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三）作为标识的文化：文化符号传播的特色表征
标识是一种个性化显示，更是一种特殊信息的载体。文化具有地域化、差异化、个性化等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无不具有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这也是此文化区别于彼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不同，文化所寄托和显示的符号也就不同，文化符号传播的功能和作用必然存在区别。文化标识是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文化的特色可以通过文化符号及其传播进行呈现和外化。我们认识和接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往往是从接触和了解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符号开始的。比如春节与武术之于中国、圣诞节与情人节之于西方、埃菲尔铁塔与巴黎圣母院之于法国、柴可夫斯基与圣彼得堡之于俄罗斯、动漫与樱花之于日本等。其中春节与武术、圣诞节与情人节、埃菲尔铁塔与巴黎圣母院、柴可夫斯基与圣彼得堡、动漫与樱花等都代表着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一个个文化传播符号，这些符号不仅作为个性化文化而存在，而且还是具有独特内涵和丰富意蕴的文化精品或艺术精品，是凝聚着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宝贵精神遗产，弥足珍贵，滋养和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任何文化“标识”都需要借助具象方式来呈现，“京剧”“民乐”“书法”“国画”这一个个具象方式就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和底色，都是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张张名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标识和精神标识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2021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在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无论是精神标识、自然标识，还是文化符号、标志性象征，它们都可以纳入文化标识的范畴，都是中国文化传播的符号，既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传播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符号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依托，文化符号传播乃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实现手段、途径和方式。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符号传播实践方法论

从文化符号传播的实践层面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符号传播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符号传播的策略、手段与方法等，并集中表现在“文以载道”“以文传声”和“文以化人”等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表明文中有道、文中有声、文中有育人与化人的因素。我们认为，“文以载道”“以文传声”和“文以化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与文化符号传播密切相关的3个核心观点，它们之间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一）“文以载道”：文化符号传播的策略
据史料记载，“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氏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其后，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文以贯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云：“文所以载道也。”其引申义指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的。由此可见，“文以载道”是由“以文明道”“以文贯道”发展和演变而来的。“明”“贯”和“载”字的变化和替换，都是在说明和强调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文”“道”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人们通常把“文”和“道”列为一对范畴，着重分析和阐释“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对其蕴含的理念和理论的理解。而本文则把讨论的重点落在“载”上，重在强调“载”的承载与寄托的作用，偏重于实践的向度。文化本身是一种中介和媒介，是静态、物态的符号，“载”则是行为主体对静态、物态文化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属于施动者行为，其使作为客体的文化能够被激活、被调动，进而发挥社会作用，并向社会传播道理与理论。文中有道，“道”属于文化被运用的产物，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结晶，“道”是“文”的一种质的升华。“‘文’与‘道’的关系就类似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文化传统承载着民族国家价值观的发展和创新转化。”“载”在“文”与“道”之间具有主观能动性。文化符号的传播往往通过“载”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作为源头的“文”和作为结果的“道”，还要关注并重视实现两者有效转化的“载”的作用和价值。“载”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传播和传递的意思。“文以载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历次重要讲话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和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时指出：“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以文载”道就是在回答“如何传播和传递”，文以载“道”就是在回答“传播和传递什么”。在自述自己的世界文学情缘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道：“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由此可见，“文以载道”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文以载道”是全人类伟大作品共同的文化符号传播策略。
（二）“以文传声”：文化符号传播的手段
传播学中有一个“传递观”理论，其思想来源于18世纪美国经验主义传统，带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美国著名的新闻学家、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W. 凯瑞（James W. Carey）认为，传播的传递观是指信息的“‘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或‘把信息传给他人’（giv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其“源自地理和运输（transportation）方面的隐喻”，是指“信息在空间传递和发布，以实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其目的是更迅捷、更大范围地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和观念。“以文传声”中的“传”是传递和传播的意思。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我们要主动掌握和牢牢把握话语权，着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过程中，把“以文传声”放到重要位置，将其作为对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个“声”是指来自或发自中国的声音。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以文传声”的概念，他要求在国际传播工作中要把作为中国文化外在显现和内在意旨的“中国声音”向世界广泛地传播出去。可见，“以文传声”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项传播战略，是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传播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传播的具体手段上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把“陈情”和“说理”、“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就文化符号传播而言，文艺作品是文化的符号，文艺作品的传播可以起到“以文传声”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文艺工作者的讲述、传播、阐发、展现等行为本身，就是在践行“以文传声”中的“传”，而“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以文传声”中的“文”，这是“传”的具体内容，即“声”的内涵。“文”是文化符号的寄托物，“声”是文化符号传播的具体对象。“以文传声”作为对外传播的任务、方法和要求，更加明确地回答了“传播什么”（中国声音）和“怎么传”（在“陈情”和“说理”、“自己讲”和“别人讲”的结合上做文章、下功夫）这两个对外传播中的现实问题。
（三）“文以化人”：文化符号传播的方法
“化”就是融化与教化的意思，“文以化人”意味着文化传播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影响和传播效果。“文以化人”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如果强调“化人”这一结果，那么考察目标就应该是传播的效果，其无疑属于传播效果的范畴；其二，如果强调“如何化人”，那么其就是手段和方法。本文基于后一种指向进行阐述，这与本文的内在理路和逻辑思路相一致。
那么，文化及文化符号传播“何以化人”？
其一，文化本身具有教育和教化的潜质。“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中国文化作品由于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滋养，其内蕴的教化和教育的潜质和功能往往更加明显，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傲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的资本。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对这些具有爱国主义主题和家国情怀的文学作品，我们要多加传播、广为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时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着“道统”，中国的文化血脉和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存在教育和教化的潜质和元素，它们是我们开展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好文本。
其二，在文化传播中，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变量，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做好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在文化传播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世界观，还提供了方法论。尤其是在文化符号传播上，以文艺为代表的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传播作用以及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以文艺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传播，在中国文化传播工作中的价值、意义不言而喻，其肩负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与责任重大而光荣。无论是文化还是作为文化符号代表的文艺样式，在传播的过程中都要在尊重其生成规律的基础上挖掘其内在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传播和文化符号传播的功能与作用，彰显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强化文化符号传播的价值。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文化理论的一种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具有深层次与学理性的意蕴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阔，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等都与之有关联，文化传播学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而文化符号学又是文化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文化符号学视角更是众多理论和学科视角中的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文化符号就其本身而言，不仅具有记录和记忆功能，可以对文化信息进行复制、描摹和书写，而且还具有反映和呈现功能，可以对文化信息内容进行表现与再现，并对文化信息内涵进行适时和有效的传播。文化符号传播理论着重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相关新概念、新论述、新思想进行阐释，从而为我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思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面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建构是立足新理论对其学理性进行的探讨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面向则是从实践层面和应用层面对其实践性进行的探讨与阐释。我们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现代出版,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