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青年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避免青年劳动者陷入“穷忙”境地是各国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议题。文章对国内外青年工作贫困致因进行全景式回顾，梳理了青年工作贫困概念的演化过程，呈现了青年“穷忙族”的群体规模，并从个体禀赋、家庭资源、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别理清了贫困致因的三条研究脉络；同时，结合时代变迁的背景探索了青年工作贫困致因的新趋势，对青年工作贫困致因研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建议后续研究重视青年工作贫困概念的双核心因素，充分考虑福利体制因素的影响，关注工作贫困致因的时代性和适应性，并借助个体化理论拓宽研究视野。 
 [关键词]青年劳动者；工作贫困；“穷忙族”；劳动就业；青年工作贫困 
     
 
       一、引言       
 因在生命阶段转换、社会角色分化、生计模式建立等多个环节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青年被认为是风险社会中脆弱性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Chevalier，2023）。但是，积极踏入劳动力市场并争取到就业机会，仍是青年在准成年期实现多重角色过渡和社会身份建构的基础，也是其维持独立生活和获得安全感的有效途径（王宁，2018；Furlong，2016）。因此，劳动就业对青年群体安身立命而言具有深刻意义，工作也逐渐成为青年抵御和防范贫困风险的盾牌。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贫困与在职状态的融合（Crettaz，2013；Fraser et al．，2011；Lohmann & Marx，2018）。有研究发现，与因失业而陷入贫困状态的群体不同，部分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同样处于贫困状态，甚至逐步陷入“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境地（Klein & Rones，1989）。这种“尽管有工作但仍处于贫困境地”的现象被称为工作贫困、在职贫困或“穷忙”（In-Work Poverty，IWP），陷入该状态的群体则被称为工作贫困者、在职贫困者或“穷忙族”。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观察到工作贫困现象在青年劳动者群体中的蔓延（ILO，2019a；Pun et al．，2024；Sissons et al．，2018），越来越多的青年劳动者被认为面临生计困境。这引发了学者们对工作与贫困两者关系的讨论，也激发了学者对青年劳动者工作贫困致因的一系列研究。 
 一直以来，青年就业是各国经济社会议事日程中的重要主题。促进青年群体的高质量就业不仅关系到该群体生活福祉水平的提升，而且关系到新生劳动力就业动能的持续释放，还关系到国家就业基本盘的安全平稳与长远发展。因此，如何让青年劳动者劳有所获、劳而能富以避免陷入工作贫困境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的青年工作贫困研究进行了全景式回顾和多维透视，在梳理概念演化过程的基础上呈现了青年“穷忙族”的群体规模，并从个体禀赋、家庭资源、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理清了贫困致因的三条研究脉络，同时结合时代变迁的背景探索青年工作贫困致因的新趋势，进而对青年工作贫困致因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 
  
       二、青年工作贫困：概念界定与群体规模       
 （一）何为青年工作贫困？ 
 现有研究中，工作贫困有多种表述方式，如英文文献中的in-work poverty、working poor、in-work poor、working poverty、poor workers、low-income poor和income poverty，以及中文文献中的“工作贫困”“在职贫困”或“穷忙”。本文沿用了更为普遍使用的“工作贫困”这一翻译。 
 就概念形成而言，青年工作贫困脱胎于工作贫困这一概念。1966年，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首次将工作贫困界定为“62岁及以下男户主家庭的年收入不超过15000美元”（Greenberg & Kosters，1970：3）。在此基础上，国际劳工组织将工作贫困界定为“劳动者生活在贫困中”，并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2.1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对上述概念开展测量（ILO，2019a：1）。此后，学界不断细化对工作贫困概念中就业状态与经济状况两个维度的描绘，并致力于呈现此概念所指向的贫困与在职状态的融合（Jansson & Broström，2021；Lohmann & Marx，2018）。随着研究的深入，工作贫困的研究对象不断分化，有研究尝试将此概念与被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结合，并提出了诸如女性工作贫困、种族工作贫困等概念。当研究者的视野转向青年劳动者群体时，青年工作贫困概念应运而生（Liu，2020；Pun et al．，2024）。 
 目前，青年工作贫困研究延续了以往对工作和贫困因素分别进行界定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青年群体年龄范围的界定。具体而言，韩军辉（2022）认为，青年工作贫困是指18岁至44岁的青年在从事有酬劳动的同时年收入低于同类青年年收入中位数的40%。祁静、芦恒（2020）聚焦大学毕业生群体，提出该群体中的工作贫困是指毕业青年的月收入低于同类群体人均月收入的第20个分位点。类似地，李振刚、张建宝（2019）聚焦青年农民工群体，认为该群体的工作贫困是指调查前一周至少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张抗私、冀洋（2021）则认为，对22岁至34岁青年劳动者工作贫困的界定需要超越单一的收入维度，故借助多维贫困理论构建了多维工作贫困指标体系，用以呈现正在从事某项具体工作或处于工作搜寻状态的22岁至34岁青年劳动者在多重维度上的被剥夺状态。 
 （二）青年工作贫困者的规模
 
 就青年“穷忙族”的规模而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测算，2019年全球15岁及以上劳动者群体的工作贫困率为6.7%，其中15岁至24岁的青年劳动者工作贫困率高达11.4%（ILO，2019b）。类似地，来自欧洲、亚太、非洲等地区的青年工作贫困率数据也揭示了工作已不再是年轻人抵御贫困的途径（ILO，2019b）。而且与中高收入的青年相比，中低收入的青年劳动者群体更容易受到工作贫困的冲击。例如，2019年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青年劳动者群体的工作贫困率分别为0.02%和1.21%，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青年的工作贫困率分别高达12.52%和41.17%（ILO，2019b）。根据《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预测，2023年全球4.29亿15岁至24岁的青年劳动者中，约有5120万人（占12%）处于每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约有6610万人（占15.4%）处于每日收入低于3.2美元的中度贫困状态（ILO，2020：8）。可见，贫困青年即使获得了工作机会，也难以改变自身所处的“劳而不富”境地。 
 在我国，韩军辉（2022）借助CGSS数据对青年工作贫困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发现在2017年18岁至44岁且处于在职状态的样本中，其总收入低于中位数40%的青年占10.04%。类似地，李振刚等（2021）以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和有劳动收入为标准，对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进行测量，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工作贫困率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青年农民工的规模最大，占青年农民工总数的11.18%，其次是东部地区（8%），随后分别是东北地区（5.49%）和中部地区（3.02%）。张抗私、冀洋（2021）借助多维工作贫困指标体系发现，2018年我国22岁至34岁青年劳动者的工作贫困发生率存在学历差异：本科学历的青年劳动者中，陷入工作贫困状态的青年占19.9%，专科学历和高中学历的青年劳动者中该比例分别高达21.6%和27.4%。但祁静、芦恒（2020）借助2018年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大学毕业生中工作贫困者比例高达24.74%。可见，青年工作贫困在我国也日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三、青年工作贫困现象的多重致因       
 目前，青年工作贫困已形成三条清晰的研究脉络，学界分别以微观、中观和宏观取向探析了导致青年劳动者群体陷入工作贫困的原因。沿着个体自然禀赋路径，研究者基于微观取向剖析了青年劳动者的禀赋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进而追溯了青年“穷忙”问题的自致性成因。同时，基于青年研究中“准成人期”理论对家庭生活事件的强调，后续研究将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纳入研究视角，并致力于探究家庭资源对青年劳动者经济境况的影响。此外，劳动力市场制度研究脉络采用了宏观取向，致力于从青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薪酬待遇和产业结构入手，讨论引发工作贫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因素。 
 （一）个体自然禀赋：微观取向的致因分析 
 延续早期贫困研究的传统，部分青年工作贫困研究选择了微观视角，重点探究了个体先赋性因素对其劳动参与和经济处境的影响。具体而言，国外研究者发现种族这一自然禀赋对研判工作贫困风险发挥着信号作用（Crettaz，2013；Hale et al．，2021；Struffolino & Van Winkle，2021），尤其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非洲裔、拉丁裔、原住民等少数族裔身份已成为青年陷入“穷忙”境地的强预测信号（Gabriel，2004；Oh et al．，2023）。 
 类似地，性别因素也是工作贫困的重要预测变量（Liu，2020；Peña-Casas & Ghailani，2011；Ponthieux，2018），女性青年面临的低薪和不稳定就业环境较男性青年更为严峻（Bishu & Alkadry，2017；Struffolino，2019），致使前者更容易陷于工作贫困状态。还有研究发现，年轻本身就是一种不利条件，因为年轻人在职业生涯初期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比例过高且在薪酬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Hammer et al．，2022；Stuth & Jahn，2019），故青年群体的年龄异质性导致了工作贫困风险的差异化，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年“穷忙”境况迥异。 
 此外，为了分析认知能力这一自然禀赋，有研究还探究了受教育程度对工作贫困的影响。多数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工作贫困风险呈负相关（寇竞，2015；祁静、芦恒，2020；Aydiner-Avsar & Onemli，2023；Brady et al．，2010），这可能是由于学历带来的人力资本效应能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发挥减贫作用（高春雷等，2021；冀洋，2021；左文琦，2020）。 
 （二）家庭资源因素：中观取向的致因分析 
 与其他群体不同，青年群体正处于从学校向劳动力市场过渡、从单身向组建家庭过渡、从尚未孕育后代向生儿育女过渡的准成人期（风笑天，2023；王宁，2018）。青年劳动者初步踏入劳动力市场，婚育成为他们继择业就业后走向成年之旅的重要事件。基于此，青年工作贫困研究将分析视角拓展至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试图理清离开父母家庭、与配偶组建家庭、新家庭添丁等重大生活事件对青年劳动者经济境况的冲击，并从家庭人口资源和家庭经济资源两个维度分别刻画家庭资源如何催生或缓解青年的工作贫困。 
 就家庭人口资源而言，研究重点分析了成立家庭及新家庭添丁对青年工作贫困的影响（Aydiner-Avsar & Onemli，2023；Polizzi et al．，2022）。普遍而言，婚姻似乎能够降低青年劳动者的工作贫困风险（Brady & Burroway，2012；Levanon et al．，2019；Van & Struffolino，2018），但这种情形会随着生育行为的发生而改变。换言之，生儿育女对新成立的小家庭而言是明确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对于成家时年龄较小的青年而言更是如此（Van Winkle & Struffolino，2018）。因为家庭劳动力为了照料婴幼儿不得不调整资源配置，导致劳动密度下降，形成挣钱人口与照顾人口的不平衡格局（李振刚、张建宝，2019；吴小芳，2022），或者高昂的儿童保育费和文教费会增加家庭照料经济负担，形成照料赤字（班涛、张茸，2022；李振刚等，2021；Struffolino & Van Winkle，2023），这些情形有可能引发收入锐减或支出激增。而且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青年劳动者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Brady et al．，2010；Filandri & Struffolino，2019）。此外，家庭总人数与工作贫困率也有关，因为大家庭的劳动者通常面临更多护理需求，需要减少他们的劳动参与（Poy，2023），所以成员较少的家庭其工作贫困率较低（寇竞，2015；Byun，2020）。 
 就家庭经济资源而言，研究发现了脱离亲代家庭对青年的经济冲击及后续引发的资源支持匮乏问题（Aassve et al．，2007；Polizzi et al．，2022；Van Winkle & Struffolino，2018）。与父母共同生活能够提供诸如免费居住、起居照料等保护性因素（Angelini et al．，2022；Gierveld et al．，1991），独立生活的青年劳动者则因失去了这些保护性因素而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因此青年因就业波动而陷入贫困境地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对于贫困家庭的青年而言，因他们会更早离开父代家庭，这一点也体现得更为明显（Berzin & De Marco，2010；Ilmakunnas，2018）。再者，家庭收入来源也被认为与工作贫困有关，单一收入来源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已被大量研究证实（Brady et al．，2010；Crettaz，2013；Eggebeen & Lichter，1991；Gardiner & Millar，2006；Rogers，1990），无论是单亲在职家庭还是只有配偶挣钱的家庭，这种经济资源的长期匮乏在应对家庭负担上存在劣势，长期来看将催生工作贫困。可以认为，家庭负担重是工作贫困者相对于传统贫困的典型特征（涂丽、乐章，2018）。 
 （三）劳动力市场制度：宏观取向的致因分析 
 与前述微观和中观致因不同，劳动力市场制度研究脉络采用了宏观取向，致力于从青年劳动者面临的就业环境入手探究引致工作贫困的结构性因素。实际上，这一研究脉络不仅出现较早，而且一度成为青年工作贫困研究的主流。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关于劳动力市场因素与青年工作贫困关系的认知几经转变。 
 早期研究认为，工作贫困是由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不足导致的。劳动者摒弃工作伦理必然会抑制其履行工作承诺，所以过短的工作时长难以帮助他们挣得足够多的薪资（Murray，1987；Schiller，1994；Shapiro & Greenstein，1990）。为了反对这种带有惩戒色彩的工业社会工作伦理论调，研究者重点观察了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发现非全时工作并非出于劳动者的自愿（Mosisa，2003），绝大多数工作贫困者不仅是全职（Danziger & Gottschalk，1986；Klein & Rones，1989；Shapiro，1989），而且超时工作、多重兼职的现象很普遍（Gardiner & Millar，2006；McBride & Smith，2022），因而充分印证了大众对工作贫困者“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设想。但过度的劳动参与并非工作贫困的原因。Fisher等认为，靠延时工作来增加收入通常是以公共救助金降低、通勤与儿童照料支出增加为代价的（Fisher et al．，2023），有家庭的青年劳动者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工作时间。更重要的是，劳动时间的回报多少取决于薪酬水平高低，而后者才是青年劳动者面临的更大脱贫障碍（Layte & Whelan，2003；Sironi，2018）。 
 此后，工作贫困研究开始转向劳动力市场中低薪工作的有限回报问题。研究者认为，青年劳动者的困境在于工作本身的薪酬水平太低，无法应对刚性生活开支和不断走高的生活成本（Chilman，1991；Maître et al．，2012），遑论过上体面的生活（魏珍，2023；Bennett，2014）。更何况，“垃圾职业”的工资还在不断下降（Dustmann et al．，2009），有工作并不足以避免贫穷，而且这个原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印证（王昶、王三秀，2013；吴小芳，2022；Atas，2019；Cheung & Chou，2016；Cribb et al．，2013；Feder & Yu，2020；Poy，2023）。不过后续研究发现，在区分单人劳动收入和家庭全部劳动收入及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Cheung et al．，2019；Lohmann & Marx，2018），因此工资对“有雇主的贫困”的影响是混杂的。 
 另外，劳动力市场环境中的产业结构与行业因素也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就从业群体贫困发生率而言，服务业普遍高于制造业（刘祖云、林景，2019；姚建平，2011；Levanon et al．，2021；Sissons et al．，2018），住宿餐饮、批发和零售等行业也高于其他行业（姚建平，2009；Aydiner-Avsar & Onemli，2023）。有研究认为，作为后工业社会城市贫困的主要形式，工作贫困产生的原因在于产业类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极化，提高了弱势劳动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且行业壁垒限制了劳动者通过转换赛道来改善生计（唐永、蒋永穆，2022；涂丽、乐章，2018；Cormier & Craypo，2000）。 
  
       四、时代变迁背景下青年工作贫困致因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青年研究不断捕捉到社会变迁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经历的延长、劳动就业的动荡、福利制度的收缩与心态观念的嬗变不仅更新了青年的生活图景，也重塑了青年的生存机遇（Furlong，2016）。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青年工作贫困的传统致因发生了变化，新的致因也在不断涌现。 
 （一）青年工作贫困既有致因的变迁 
 就个体禀赋致因而言，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曾被认为是预测青年陷入工作贫困的显著信号。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观察到了高学历青年的“穷忙”现象（芦恒，2012；Chesters & Wyn，2019；Pun et al．，2024），这意味着青年工作贫困可能已经泛学历化，提升受教育水平不再是青年摆脱工作贫困的有效途径。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趋势强化了制度致因的力度，提高了青年工作贫困的程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日益加速，青年劳动者也被不稳定就业所波及（Furlong et al．，2017；Alberti et al．，2018）。研究发现，当作为“一家之主”——户主的青年从事不稳定工作时，其家庭更有可能出现物质匮乏或收入贫乏的情况（李振刚、张建宝，2019；Escalonilla et al．，2021；Weon，2021），这种“初始工资惩罚”甚至会在青年后续职业生涯中持续释放“疤痕效应”（Xu et al．，2024）。不稳定就业背后脆弱的雇佣关系、不足甚至缺位的社会保障与匮乏的技能培训可能会在长期职业生涯中负向影响工资水平和职业机会，不仅使青年劳动者无论是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还是在后期发展阶段都难以摆脱竞争劣势，而且会引发强烈的失业焦虑情绪，进而加剧工作贫困状态（柳建坤、曾煌烽，2024；Yu，2012；Fuller & Stecy-Hildebrandt，2014；Horemans，2018；Pun et al．，2024）。 
 （二）时代变革催生的青年工作贫困新致因 
 近年来，消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弥漫的现象得到广泛关注。在消费社会中，社会被消费审美所统治，人作为消费者的身份甚至凌驾于其他身份之上（鲍曼，2021），青年也乐此不疲地付出收入或积蓄用于营造仪式感、打造精致人设、维持趣缘交往或缓解多重焦虑（林江、李梦晗，2021；杨守建，2023；赵开开、聂家华，2020）。与因患病、意外等导致的支出型贫困不同，青年的过度消费是弹性支出节流失败，属于可预期、可控制的收支失衡。研究发现，随着青年陷入“买买买”的消费主义怪圈，该群体会受困于“隐性贫困”并难以脱贫（高彦菁，2019；刘凯强，2021），类似购置住房等大额消费不仅会引致财产贫困，甚至会阻碍青年的阶层流动（芦恒，2012）。可以认为，消费主义也逐渐成为催生工作贫困的因素之一，过度消费的青年劳动者面临的是“精致穷”。 
 此外，随着福利制度的发展与改革，贫困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福利叙事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Somers & Block，2005）。工作贫困作为新的贫困形式引发新一轮论争，工作-福利（work-welfare）制度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青年群体陷入工作贫困的重要致因。具体而言，工作福利制度以工作为受助前提，要求受助者用劳动时长来换取福利津贴。对于青年受助者而言，这种“用工作换福利”的救助方式会迫使其仓促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工作，进而大大降低其生活质量（Van den Berg et al．，2022）。而且，工作福利的制度安排会让个体及其家庭在获得劳动收入的同时面临救助金下降的新困境，使得劳动收入实际上抵消了转移性收入（张浩淼，2020；Mogstad & Pronzato，2012），故这种收入惩罚实际上催生了工作贫困。 
  
       五、思考与展望       
 （一）对已有青年工作贫困研究的反思 
 1. 学科偏好催生概念界定分歧 
 抛开细枝末节上的差异不谈，目前研究者对青年工作贫困的概念界定在劳动参与和劳动分配上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这与研究者的学科偏好有关。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青年工作贫困这一概念由工作贫困概念延伸而来，这就导致后续研究沿袭了工作贫困概念界定上的分歧。有研究发现，不同学科切入工作贫困议题时会将学科属性带入分析，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对工作贫困概念界定的偏好差异（Liu，2022）。具体来说，经济学家侧重于强调工作贫困的职业与劳动属性，而社会学家则重视工作贫困的社会阶层、收入再分配等属性。因此，前者会就劳动状态大做文章并简化对贫困的测量，后者则会将劳动纳入劳动者的支撑网络来整体衡量生计的脆弱性。近年来，这种研究分歧有放大的趋势，导致许多研究对工作贫困的界定因倚重工作或贫困单一因素而略显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工作贫困的概念界定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部分界定侧重呈现劳动参与因素，部分则侧重呈现劳动分配因素。 
 2. 福利体制造成研究重心分野 
 作为贫困治理研究的一个分支，青年工作贫困研究必然会受到福利体制因素的影响，因而研究重心也会被不同的福利导向所干预。具体而言，盎格鲁-撒克逊福利体制背景下的贫困研究往往将致贫因素归于个体层面（刘璐婵，2019），这与其自由主义导向密不可分。沿袭着贫困的个体归因惯习，英美等国学者的研究热衷于在个体层面进行分析。他们对青年工作贫困的研究重心倾向于落在劳动者个体层面，并以青年的劳动收入低于某一阈值为标准对群体规模进行测量，以便为后续的性别、种族、教育、技能等致因分析服务。 
 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制与欧洲大陆福利体制对贫困的包容性看法极大地丰富了贫困致因研究，而且对家庭因素的重视也改变了工作贫困议题的研究格局（Filandri & Struffolino，2019）。基于此，多数欧洲国家学者秉持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导向使其对青年工作贫困的研究以家庭福祉为重心，研究者通过追踪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青年劳动者来揭开脆弱家庭深陷贫困旋涡的事实。 
 3. 家庭致因变迁讨论不足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年工作贫困研究观察到既有致因的变迁，尤其是学历等个体禀赋因素和不稳定就业等制度因素。但遗憾的是，青年工作贫困研究缺乏对当代青年家庭结构、规模与关系的深入观察，而且目前研究对家庭致因变迁的关注不足，进而导致对家庭致因变化的讨论尚不充分。 
 在家庭规模致因方面，当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青年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对其工作贫困状况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但这些以婚育为前提的研究将数量庞大的未婚未育青年排斥在外，极大地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且在不先立业就难以成家的今天（潘修明、张春泥，2023），通过就业实现自立已经成为婚育的前置性条件，青年的工作贫困困境往往先于婚育行为出现，讨论婚育对工作贫困的影响似乎有种“舍近求远”的意味。 
 在家庭结构致因方面，目前的讨论重点分析了传统单一收入来源的经济后果，但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其家庭经济更多的是双薪结构（Leonce，2020），而且部分青年家庭还能够得到主动或被动的代际经济支持（刘汶蓉，2016），因此青年工作贫困研究有待拓展家庭经济结构的研究视角。 
 在家庭关系致因方面，国外相关研究基于青年与父母同住的事实分析了亲代家庭资源支持在抵御青年工作贫困上的重要性。已有研究以同住这一家庭居住模式为观察基础，强调了子代与亲代间重叠的空间关系。但是，已有研究对同住形式的关注实际上隐匿了更深层的机制，使同住表象背后的代际经济往来仍处于黑箱状态。 
 4. 个体化思潮对各致因的影响被忽视 
 延续贝克、吉登斯等人对个体化理论的讨论，我国关于“自己的活法”的研究观察到青年群体对各类关系网络和规则与价值体系的退出与重建（杨华，2018）。个体化带来的传统脱嵌和现代化重构对青年境遇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但除了少数研究外（芦恒，2012；Liu，2022），学界尚未对个体化与青年工作贫困的关系展开充分讨论。本文认为，个体化思潮在形塑当代青年劳动就业和家庭生活实践的同时也重置了机遇与挑战，原本被认为催生了工作贫困的一系列因素在个体化进程中不断被强化或弱化。 
 其一，就个体化对个体致因的冲击而言，个体禀赋致因有可能被个体化思潮带入“谴责受害者”的窠臼。一直以来，个体化因容易引发不可测风险而被认为加剧了个体的焦虑。但是，这种心理负担逐渐转向对个体决策后果的“罪责追究”上（贝克，2018：167）。贝克认为，个体化对个人责任的强调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宝座”，让个体将自我选择带来的风险视作“个人的失败”（贝克，2018：166-169）。对于青年劳动者群体而言，个体化的盛行使青年愈发成为自己生活的设计师和代理人，进而成为自我职业规划与选择的最终负责人。尽管个体化增加了青年的掌控感与选择感，但同时也暗含着青年要为自己的未来和个人的失败负责的要求（Visanich，2020）。那么，一旦在后现代社会中开展孤独冒险的青年落入工作贫困境地，个体化思潮就会引发对其个体禀赋的诸多批评，其他致因分析也会让位于个体致因分析，最终使工作贫困研究走上“谴责受害者”的老路。 
 其二，个体化弱化了青年工作贫困的家庭致因。在个体化进程下，独立个体在选择和组织自己人生道路时已不再依赖集体支持系统或结构（Visanich，2020），个体的原子化形态会导致家庭代际纽带的进一步松动乃至社会联系的主观弱化（Furlong & Cartmel，2006）。在中国，个体化理论同样为理解家庭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从不婚、不育、离婚导致的家庭结构形变，到断亲、空巢青年、“附近的消失”等现象映射的家庭关系纽带弱化，个体化对家庭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对中国青年而言，个体化对传统线性生命历程的打破，一方面带来了婚育的延迟，使以往被视为工作贫困风险因素的生育活动对青年家庭的冲击减少；另一方面导致的去家庭化又消除了传统家庭资源对青年的支持，破坏了青年劳动者背后的天然保护网。 
 其三，就劳动力市场致因而言，个体化起到强化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青年群体由学校集体过渡至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被拉长，工作岗位也更多地集中于服务业，并且岗位的灵活性越来越强（Furlong & Cartmel，2006），改变了传统以标准化和同质化为特征的线性生命历程。在青年劳动力市场变迁的过程中，个体化思潮对青年工作贫困的加深起到了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个体化为青年劳动者构造了非线性的职业路径和去组织化的劳动场景。随着青年群体逐渐对“游牧式”就业习以为常，他们对工作灵活性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其组织化就业经验也被削弱。在后福特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冲击下，灵活就业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但青年劳动者碎片化的工作经验使其难以摆脱对灵活性岗位的依赖，去组织化劳动过程中工会组织的缺位也限制了该群体的集体议价能力。那么，个体化不仅无助于青年应对福利待遇的波动，而且难以为灵活的短期合同工作觅得保障，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青年群体面临的工作贫困。 
 （二）中国青年工作贫困研究展望 
 首先，我国相关研究需重视青年工作贫困概念的双核心因素。工作贫困这一概念具有双核心特征，其中工作因素与劳动就业息息相关，它使工作贫困显著区别于其他贫困类型，而且溯源了工作贫困议题在贫困研究脉络中的位置，也拓展了贫困治理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结。贫困因素则与经济状况密不可分，它使研究聚焦于劳动与财富的关系，也有助于评估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福祉，更是工作贫困概念得以操作化的度量衡。基于此，我国学者在开展青年工作贫困后续研究时，需结合所在学科的界定传统，平衡概念中的劳动参与和劳动分配因素，避免两者偏废其一。 
 其次，后续研究应充分考虑福利体制因素的影响。由于研究者的政策立场容易受到福利体制因素的干预（Marx et al．，2012），我国的青年工作贫困研究很难避免福利导向带来的影响。但是，东亚福利体制早期对生产主义的强调和近年来的发展型转变增加了福利体制的复杂性，也使贫困治理的政策导向更加多元（林闽钢、陈颖琪，2020；王小兰，2020）。这使得工作贫困研究的个体导向或家庭导向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青年工作贫困研究无须进行个体或家庭重心的抉择。因此，未来的研究需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出发，选择适合具体议题的研究重心，并注意研究导向与我国福利体制和制度框架的相容性。 
 再次，后续研究应注重致因的时代性和适应性。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显示，从学校向劳动力市场过渡，再由单身向组建家庭、生儿育女过渡，这样的线性模式已不再是标准化路径。而且，伴随着教育扩张、人口迁移、数字革新等时代浪潮，中国青年的经历被重大社会变迁所形塑（陆杰华、郭荣荣，2023），其生命历程必然具有独特性。若忽视个体禀赋、家庭资源、劳动力市场等致因在时代变迁背景下的变化，或未将上述致因结合我国青年群体特点进行本土化调整，那么相关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必然会下降。因此，后续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时需注意判断个体、家庭、制度等微观、中观与宏观致因的时代性，并致力于探索构建本土化的解释框架。 
 最后，后续研究应借助个体化理论拓宽研究视野。个体化思潮重塑了中国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这股力量也干预了青年劳动者“劳而不富”境遇的形成。考虑到个体化进程对已有研究形成的挑战，未来的研究需在结合个体化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青年基于个体禀赋与家庭资源做出的行动选择，客观看待个体选择与其工作贫困风险的关系，避免将青年工作贫困简单归因于个体因素。同时，还应认识到青年群体面临的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关系弱化，重新评估家庭资源的保护属性及婚育行为的风险属性。此外，在以后福特主义为导向的就业环境下，需从中国青年劳动者日益非线性的职业路径及去组织化劳动场景入手，拓展劳动力市场制度致因的分析维度，进而强化该研究路径对青年工作贫困的解释力。  
 
 （作者：刘璐婵，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社会政策；韩慧怡，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政策。文章来源：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