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蹂躏使中华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探索过程中，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对待传统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曾遭遇整体性危机的传统中华文明换羽新生。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器物、制度、文化等维度向西方学习，均遭遇失败。中华文明新生的过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实现自我革命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一切文明中的积极成果，坚持文明互鉴，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其他文明的开放与包容，也宣告了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西化”神话的破灭。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自己的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肯定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党的文献中，“两个创造”的表述还是第一次。学术界对这一重大理论创新迅速展开研究，但已有的研究更多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创造”，而对“两个创造”的内在关联缺乏理论深耕。本文认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新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文明史意义。概而言之，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迎来了传统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二是终结了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西化”的神话；三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

 

一、从“文明蒙尘”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遭遇整体性危机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换羽新生

 

（一）传统中华文明的“蒙尘”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一直未曾中断过的伟大文明。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就把中华文明视为世界三大最早文明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以致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依然表现出对中华文明不遗余力地赞美。但工业革命“标志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分水岭，……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个大转变过程，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而当时依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政府，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没能跟上这一世界发展进程。从此，落后于时代的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百般蹂躏，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文明危机。习近平将这一不幸遭遇概括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文明蒙尘”，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中华文明在观念维度的“蒙尘”。“现代化作为文明类型的概念，工业化不但不是其唯一的维度，而且还只是其最外层的维度，往里还有制度的维度以及观念的维度”。而观念（或文化）维度的文明才是文明的最深层意蕴。传统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在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不堪一击？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都相继遭受失败。中国人又开始从思想观念维度，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试图通过从思想观念上向西方看齐，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综上所述，1840年以来，中国人从器物、制度、观念维度向西方学习，以图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命运。这种抗争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在欧风美雨的西方文明冲击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观念维度的传统中华文明，是不是真的到了山穷水尽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了呢？或者说，传统中华文明是不是真的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完全负面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拔掉这一“障碍物”，才能获得新生呢？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正在中国人苦苦寻求出路、寻求实现国家现代化方案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此取代儒家思想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但革命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告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鲜明要求。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强调，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唯其如此，才能创立“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基于“不割断历史”的历史思维，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在文化纲领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目标。其中，“民族的”，被置于文化纲领目标的首位。毛泽东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吸取中国古代文化“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扎根新民主主义革命生动实践，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领下，经过长时间努力，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传统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交融过程中，也获得了一种新生。

 

（二）传统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换羽新生

 

从观念文明的视角来看，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实现换羽新生，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来就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而且，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点本身，也具有某种相通性。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当然，这种“融通”性并不是说两者不具有差异性。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描绘，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的美好展望，并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而在头脑中作出的一种美好憧憬。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描绘，无疑也是具有一种融通性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就有了有利于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习近平在阐述“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时，就鲜明提出了“两个结合”的要求：不仅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实现理论创新、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源泉。比如，习近平在回答“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时代课题时，就创造性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哲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也表明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深深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再造。

 

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新生。传统中华文明要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不能“总是向后看，把恢复和重建‘三代之治’、尤其是‘周礼’作为自己的文明理想”，而必须“向前看，朝着一种未来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去不断发展”。比如，中国传统的民本观要实现新生，就要从古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关于“劳心者”“劳力者”的等级区分中挣脱出来，以群众史观为指导，真正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又比如，“小康”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表达的是古代中国人对安定日子的美好憧憬。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把这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老词语，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发展目标之一。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小康的目标，并在实践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时代实践，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小康的美好憧憬，就变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文明图景。

 

二、从“努力学习西方”到“西方文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破产”再到“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文明互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过程中对人类文明的态度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再造，不仅需要处理好与支撑传统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与外来文明的辩证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追赶时代，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处理与西方文明关系问题上，走了一段很长的曲折前进的道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注定了中国现代化只能是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中的积极成果的博大胸襟，又终结了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西化”的神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发展之路提供新的启示和借鉴。

 

（一）努力学习西方

 

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政府惨遭失败，中国人在痛苦感受西方殖民扩张所具有的血腥特性的同时，也首次体会到以工业产品和现代科技为支撑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李鸿章将当时的境况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深体认到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如前文所述，为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先后从器物维度、制度维度和观念维度向西方学习。

 

毛泽东曾经生动描绘了当时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场景。他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追赶时代，努力转变为一个不受欺负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传统中华文明在整体上（包括器物、制度、思想层面）都成了中国人反思的对象，而西方文明则成了中国人学习和膜拜的对象。“向西方学习”，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二）西方文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破产

 

但在“十月革命”这一世界性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向西方学习”不是唯一的努力方向了。一大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中国人，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先进组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而在当时的中国，重要的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持一种欢迎的态度。1924年国民党还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阐释，即提出了新三民主义，主张国共实现合作。但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正是在革命斗争中，中国人看清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真实面目，看清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真实面目，看清了西方文明对人民进行剥削的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言：“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西方文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破产”，表明中国文明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文明，不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否定了如下事实：相比原来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发展得更为迅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将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的事实，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50年，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节制资本，而非排挤资本、消灭资本。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新生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既是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深刻体悟，也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深刻把握。一方面，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文明曾经发挥的巨大历史功绩，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亦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资本逻辑追逐的是资本增殖，西方资本在殖民扩张中充满了肮脏的血腥味，“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尽管比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具有进步意义，但这些思想观念依然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具有鲜明的虚伪性。

 

正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才得以正式确立。

 

（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文明互鉴”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总结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过去晚清政府挨打，就是由于落伍于时代，即没赶上工业文明的时代步伐。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依然强调要“赶上时代”呢？因为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而且还曾经走了一些弯路，因此，从生产力方面而言，即在物质文明方面，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于西方，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就实事求是承认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确确实实存在巨大差距。他指出，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

 

那么，中国该如何赶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邓小平认为，必须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时代背景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管理方法和和可资借鉴的治国理政手段，就属于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1978年，谷牧率团到欧洲五国访问。在听取访问团成员汇报访问的准备情况时，邓小平强调，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外来文明方面，邓小平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始终倡导解放思想、大胆借鉴。正是基于这种开明的态度，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胆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过去“左”的思想束缚下，流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则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

 

当然，大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对西方文明的成果来者不拒。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侵蚀，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立场的道义高度，继承毛泽东关于“洋为中用”的科学方法论以及“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的辩证观点，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当然，文明互鉴论并不是丧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价值立场，不是盲目接受西方推销的各种错误论调。习近平在重申“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的同时，又语气坚定地强调“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西方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导向的资本型文明。而我们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一种人本型文明。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正确思想价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正式宣告了“现代化＝西化”神话的彻底破灭。

 

三、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

 

（一）走俄国人的路

 

正当中国人救亡图存陷入迷茫之际，十月革命之后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这一来之不易的结论，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为中国现代化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西方文明在中国人心目中破产以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之路，就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现代化发展的康庄道路。

 

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能绕过现代化必需的工业化过程。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一工业化过程，绝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化的方式，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明确提出，为了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不能采取并且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只能是走“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也强调：“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此，中国现代化建设就有了一个内容清晰、凝聚人心的现实目标。

 

（二）以苏为鉴

 

“走俄国人的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些提法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简单模仿苏联模式。尽管苏联模式确实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重工业的发展，等等，就打下了苏联模式的痕迹。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充分认识到了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重要性。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注重在准确认识和把握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以后，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要求。他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正是在“以苏为鉴”科学方法论的正确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初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较好地处理好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辩证关系。从1956到1966年，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国的工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国防尖端技术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其他许多工作，都已开始布局并取得长足进步。

 

（三）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与大平正芳交谈时，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谈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目标，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而要真正建设好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打破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条框框，不要迷信外国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的发展模式。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包含了两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方面，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要真正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不仅要善于“破”，要剖析走西化道路的错误和危险，要指出苏联模式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而且要善于“立”，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作出的最大的体制创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

 

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添许多新内涵：第一，我们的现代化是整体性文明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第二，我们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我们的现代化是胸怀世界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体的现代化；第四，我们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我们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说到底，这种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内蕴，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四、结束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史意义

 

与西方先发型现代化不同，中国现代化呈现后发型的典型特征。因此，在追逐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中，“向西方学习”成了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选择。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教训表明，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具有极为重要的文明史意义。

 

首先，迎来了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中华文明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升华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文明。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开辟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现实要求相融通，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新。

 

其次，终结了对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西化”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西方因工业文明和文艺复兴而率先实现现代化，自信满满的西方人宣扬西方中心论。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经风光一时。然而，西方一再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失措，都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诊断的科学性、“两个必然”结论的科学性。西方文明曾经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贫富分化严重、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畸形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在西方列强蹂躏中国、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主题，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为基本特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提供“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最后，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中华文明新生的过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实现自我革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曾经成为中国学习模仿的对象。但当苏联模式自身问题日益显露后，善于独立思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提出了“以苏为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文献的发表，就是毛泽东坚持以苏为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宝贵探索。邓小平南方谈话，则终结了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进一步打破了对苏联模式中关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迷信。贯彻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真正创造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之所以能内生和孕育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因为秉持了“三个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了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中华文明迎来换羽新生。这种文明的新生并不是一种文明复古，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的一种内在的辩证的肯定，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返本开新；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在发挥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缺位、越位、错位，真正有效驯服资本，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又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在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的同时，又强调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和平发展之路，着力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等世界课题，完成了对以资本为中心和霸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的超越；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和与时俱进，在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把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不渝走自己的路，既不走西化的道路，也不固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老大哥”的发展模式，而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动适应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建立和逐步完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

（作者：杨振闻，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求索》2022年第1期，第30-39页）